数字游民：自由工作与流动生活的结合
钱多、事少、离家近，是现代人判断一份好工作的永恒标准。其中，“离家近”到底有多重要？去年底，有经济学家提出建议，年轻人应该把通勤时间用于提升自己，这样回报率最高。这个建议引起了很多争议，也反映了年轻人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减少支出而牺牲时间。然而，现实条件限制了实现“离家近”的愿望。在大城市周围的“睡城”中，出现了跨区域、跨省通勤的人群，他们每天可能花费3-4小时在路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想的工作地点不一定是家。在住所和公司之外的地方工作，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有时，我们也希望在喜欢的环境中工作，例如图书馆、咖啡馆、街心花园，甚至是面朝大海的沙滩上，只要有电和网络就可以。然而，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还无法支撑这个梦想。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在家和公司之外的地方工作，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工作和生活。这些人被称为“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画像：
现代打工人数字游民可能状态不同，但基本上会将旅行和远程工作结合起来，只是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有所差异。一些数字游民长期旅行，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定期移动；另一些则在短期内进行“游牧”，将定点工作和休假有机结合。有些人环游世界，但也有一些人从未出过国境。狭义上的数字游民具有不满足于定居某地的心态，驱使他们不断迁移到新的地方生活。这种“游”也代表着其他方面的自由，例如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不依赖于单一的全职工作，成为所谓的“斜杠青年”。如果不考虑这种“游”的属性，也可以选择在家或熟悉的城市工作，这更多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和喜好。实际上，任何公司注册地或社保发放地与实际居住地不同的远程工作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数字游民的一种形式。据统计，目前美国有超过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工作，且地域不固定。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也带动了宜居城市评选和周边产业的兴起。
关于数字游民的统计数据，需要注意背景信息。热衷于统计远程办公和数字游民趋势的机构往往与相关行业有关，因此他们的统计数据往往是从以下几个机构获取的：提供远程人才配对信息的MBO Partners，自由职业介绍平台Upwork，以及Airbnb和Slack等。这些机构的统计数据会有一定的利益相关，但并不会造假，最多会对数据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对于数字游民的统计数据，经常引用的是MBO Partners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称，自称为“数字游民”的美国工人数量在2019年至2021年间分别为730万人、1090万人和1550万人，年均增长率超过40%。数字游民可以是全职工作（71%）或兼职工作（29%），并且可能只工作一部分时间，因此他们的收入差异很大。调查显示，21%的受访者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但44%的受访者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尽管收入水平不同，但每个收入段的数字游民大多数（79%）对目前的收入都感到满意，略高于普通员工。这可能是因为旅行体验补充了数字游民在收入之外的成就感。数字游民通常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工作，同时为付出高薪的客户提供服务。他们可以利用所谓的“地理套利”，花更少的时间养活自己，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冒险。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年轻人才会追求游牧生活，但根据FlexJobs在2018年针对美国用户进行的调查，只有27%的受访者是千禧一代，41%是X世代，甚至32%是婴儿潮一代。此外，61%的受访者已婚。这些数据表明，数字游牧不仅适合年轻的背包客，也是所有年龄和世代的人积极追求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有家庭责任的人。
在中国，数字游民是一个相对小的群体。例如，由资深游民Jarod创建的社群“数字游民部落”基本上包括了跨国游牧的中国人。然而，依赖长期远程工作的人（即使定居在小城市）比统计数据所示的要多得多，想要了解他们的全貌并不容易。那些不依靠全职工作维持生活的人更多被归类为中国语境下的“灵活就业”，而这一群体尚未经过详细的统计，其中一些零工的工种本身还比较新，还不足以成为可统计的职业。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国小店经济发展指南》，截至2019年底，全国注册小店数量超过8000万户，为约2亿人提供就业。指南中所定义的“小店”指的是面向居民消费的个体工商户，包括雇员不超过10人或年营业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微型企业，以及年营业额不超过1500万元的网店。其中，一些岗位如美工、客服和管理等不涉及实体物流，可以实现远程工作。
“游民”的由来和数字化办公技术的发展
“数字游民”这个词来源于英文的“Digital Nomad”，意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和生活的人。数字游民们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工作和居住，就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自然。在20世纪后期，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设备越来越小型化。无线网络技术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连接。1997年，《游牧上班族》一书预测了电脑和通信技术的整合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的影响。数字游民通过使用便携的办公设备和高速、平价的无线网络连接，实现了远程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数字游民的工作特点和优势
数字游民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信息技术、创意服务、教育培训、咨询、营销公关、财务会计等领域。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数字工具和互联网远程执行。许多数字游民拥有稀缺的高技能，他们通过使用技术提高竞争力，并且更有可能成为技术的早期采用者。数字游民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和高级学位。他们更容易掌控自己的工作，并且更有可能在未来继续选择远程工作生活方式。
数字游民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关键要素
数字游民模式的可持续性还依赖于一些关键要素。首先，工作需要完全不依赖面对面沟通的条件。数字游民的工作大多可以使用数字工具和互联网远程完成，减少了面对面沟通的必要性。其次，全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同质化降低了不同城市切换的成本，包括语言、食物、服装、交通工具和住宿等。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标准化使得游民们更容易衡量不同地方的宜居程度。最后，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也推动了数字游民模式的发展。人们对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远程工作逐渐被接受和认可。
“游民”的起源和数字化办公技术的进步
“数字游民”一词源自英文的“Digital Nomad”，意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和生活的人。数字游民们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工作和居住，就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自然。20世纪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设备越来越小型化。无线网络技术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连接。1997年，《游牧上班族》一书预测了电脑和通信技术的整合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的影响。数字游民通过使用便携的办公设备和高速、平价的无线网络连接，实现了远程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数字游民的工作特点和优势
数字游民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信息技术、创意服务、教育培训、咨询、营销公关、财务会计等领域。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数字工具和互联网远程执行。许多数字游民拥有稀缺的高技能，通过使用技术提高竞争力，并且更有可能成为技术的早期采用者。数字游民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和高级学位。他们更容易掌控自己的工作，并且更有可能在未来继续选择远程工作生活方式。
数字游民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关键要素
数字游民模式的可持续性还依赖于一些关键要素。首先，工作需要完全不依赖面对面沟通的条件。数字游民的工作大多可以使用数字工具和互联网远程完成，减少了面对面沟通的必要性。其次，全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同质化降低了不同城市切换的成本，包括语言、食物、服装、交通工具和住宿等。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标准化使得游民们更容易衡量不同地方的宜居程度。最后，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也推动了数字游民模式的发展。人们对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远程工作逐渐被接受和认可。
还有一些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产生了和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想法。他们认为不需要依赖于稳定的工作或者追求稳定的生活，就可以过上他们理想中的生活。这种想法促使他们选择了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让很多非游民心生向往。他们通过社交网络或媒体来展示自己生活中令人动容的一面，引起了大量关注，甚至可以将自媒体当作副业来从事。无论是在Instagram还是在小红书上，他们创造了一种集体观赏的景观。根据MBO Partners的报告，多达6000万美国人表示，他们有意愿或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尝试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沙发数字游民”，也就是只观看别人的视频就感到满足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工作或生活方式是完美的。长期在外地生活，尤其是在外国生活，并且需要随时移动，使得数字游民们相比于定居者，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显得脆弱。例如，个人财产和生产工具容易丢失或被盗；在陌生的环境中可能会遇到人身侵害；没有签署合同的雇佣关系可能会损害自身权益，且维权困难。根据MBO Partners的报告显示，数字游民连续游牧生活的平均时间不会超过3年，主要原因是厌倦旅行、生活成本过高以及偏远地区的物流不畅。其他原因包括孤独感、难以兼顾工作和全职旅行，以及思念家人和朋友。
数字游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种不可忽视的新型工作形态。这种工作形态反过来改变了其中的员工、雇主以及周边产业链，重塑了企业组织关系，也影响着全球各地大小城镇的发展。2020年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对数字游民的思潮和实践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远程办公的模式。其中一些企业发现，在开启远程办公后，生产力并没有显著下降，因此他们考虑将一部分工作永久远程化。在这方面，不同的企业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像airbnb这样的公司本身就受益于远程工作模式，因此自己也在办公室内实践这种模式。而且，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大规模或全员远程办公并不会显著影响其效率。另一方面，疫情防控限制了人们的流动能力。游民们仍然试图继续流动，但却发现他们被限制在固定的地点，难以实现流动。然而，这种负面影响是暂时的，而变革对企业管理者的心态和决策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新冠疫情的长期持续并没有动摇那些坚持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核心人群。不过，与疫情前相比，数字游民们减少了居住地的变换频率，更长时间地在每个地方居住。减少旅行提高了工作效率，并给他们更多机会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游牧的人变多了，但每个人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舒适了。即使没有那么多传统意义上的背包客式游民，更多的人可以自主选择“高性价比”的城市生活，这只会意味着一件事：这些城市原本的“性价比”会变得更加平衡。在大众旅游市场短期无法恢复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研究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数字游民前去旅居。爱沙尼亚是最早提出数字游民签证制度的国家之一，从2020年8月起，只要能够证明在海外有工作并且月收入达到3500欧元以上，就可以申请这种签证，在该国居住最长达一年。百慕大群岛允许年满18岁并能够证明已受雇或注册研究项目的外国人，缴纳263美元的年费即可获得一年的居住权，可以在那里进行远程办公或学习。西班牙、巴巴多斯、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但是对于像大理、佛罗里达等常见的游民居住地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有大量高消费的外来人口涌入，物价水平不断接近旅游城市的水平。然而，以长期居住为主要目的的新移民并不能给当地带来像旅游业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这将影响当地的原住民，形成一种类似于旧区重建后的士绅化局面。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云南全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累计上涨了22.4%，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食品价格在过去10年中累计上涨了50.0%，是云南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对于游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云南大理这个“诗与远方”的地方过着更加简约的生活。“在大理，化妆和购买漂亮衣服这些事情都很少了，不需要过于精致的生活。”然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大理的消费水平和房价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省会城市的水平，而本地人的工资没有任何增长。虽然可以理解不干涉他人的自由，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对此感到愤怒，我希望没有你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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