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选择的双面性：成为幸运儿还是牺牲品？
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许多普通人因为一时的流量爆发而突然走红。随着网络带宽的提升，人们的关注点也从文字、图片逐渐转向视频，因此普通人走红的速度越来越快，流量的价值也有了新的定义。然而，仅凭几个突然涌现的流量奇迹，很难真正实现成功。在当前这个流量商业化的网络环境下，用户盲目跟风和麻木不仅让那些善于操纵流量的人变得更加富有，也给更多无意间成为公众焦点的普通人带来了麻烦。
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被流量所选中的人，这些人都因为流量的推动而迅速走红。其中，安迪·沃霍尔曾经“预言”每个人都有可能在15分钟之内出名，而互联网的出现使这个预言变得更加现实。芙蓉姐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04年，她仅凭发布在论坛里的几张照片就迅速走红。虽然她靠被网友群嘲而获得知名度，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与芙蓉姐姐类似的，还有许多“被流量选中的人”，他们都在流量的助推下实现了人生巅峰。即使是明星，也深受流量的益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对于芙蓉姐姐那个时代，如今的普通人已经不能只靠自己就实现走红。
在追逐流量的道路上，有一些人天生对流量有着敏锐的嗅觉。例如像咪蒙这样的善于舞文弄墨的人，通过迎合“弱者”的情绪需求，借助简练幽默、略显出格的语言表达，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情绪G点，收获了千万粉丝。虽然咪蒙后来因为公众对其内容真实性的质疑与声讨而被迫停更，但这种捕获流量的手段并未消失。事实上，今年3月，咪蒙被曝在短视频平台“复活”，旗下MCN的4个短视频账号仍然以情绪流量为套路，聚焦年轻女性和小镇青年市场，粉丝量已超过7000万。对于这类情绪化内容的需求，用户与内容之间的供求关系带来的稳定流量也迎合了平台的利益。然而，与咪蒙这样能够捕获流量并且从中获益的少数人相比，更多意外走红的普通人，只是互联网浪潮里昙花一现的谈资。
2014年，《我的滑板鞋》成为当年的热门歌曲，但不幸的是，这首歌的作者庞麦郎并没有从中获得真正的成功，反而成为了流量时代的牺牲品。庞麦郎在成名后沉浸在“国际化歌手”的幻觉中，却没有新的作品和演唱能力，导致商演拒绝他。庞麦郎意识到经纪公司打造他只是为了赚取流量完成变现，他没有版权，最终选择出逃并面临巨额索赔。如今，庞麦郎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送入精神病院，但在直播间唱歌带货，却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懂得如何掌握流量的人不同，那些没有掌握流量能力的人即便被流量意外“砸”中，也难逃悲剧的结局。这一点可以从“锦鲤女孩信小呆”的故事中看出来。她因中了“一亿大奖”而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但在为兑奖辞去IT工程师的工作、花光20多万元积蓄后，信小呆选择转行直播带货，却并不顺利。她的带货直播间人气平平，还因为带货山寨产品遭遇网友斥责。距离中奖已经过去4年，曾经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IT工程师，如今却没钱没工作。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但他们无比勇敢却也遍体鳞伤。即便被流量选中，普通人可能不仅不能实现一夜爆红，还会因此打乱原本的生活节奏。
在互联网传播机制下，人们对于事实的了解有限，对事件中的人物的认知也是偏狭的。人们一方面渴望通过互联网了解和关注世界和他人，但对事情的真相又缺乏必要的关心，常常仅凭自己狭隘的理解和无端的揣度，对他人施加语言暴力。原本只是想记录生活的普通人，却因为被流量选中，失去安稳的生活，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意外。流量作为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价值传递的具体表现，需要引起重视。消费行为学的AIDMA经典模型告诉我们，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是促进消费行为产生的开端。而在互联网上，各种内容平台因为集中承载了大量用户的注意力，拥有了潜在的商业价值。
吸引注意力的方式有多种，但人类天生更喜欢猎奇、情绪化和夸张的内容。在缺乏正确引导、没有监管和行业规范的情况下，使用低劣内容来收割流量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会有一个“把关人”角色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只向受众传递符合其价值观和利益的内容。过去，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就是自己的“把关人”，并且在信息筛选的尺度和导向往往是积极的。然而，在平台和用户争抢流量的比赛中，正向价值观的引导可能会被选择性忽略，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优先级更高的发展目标。19世纪末，西方新闻界曾爆发“黄色新闻大战”，大量渲染情绪、描述夸张，甚至是虚构的新闻内容污染了公众传播环境。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平台作为承接网络流量的渠道和场景，同样拥有强烈的流量需求和炒作动机。在追逐流量的时代背景下，平台常常使用量化目标激励内容生产，但基于互联网用户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以及情绪化、猎奇向等内容偏好，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质量无法简单量化，个体容易在平台机制的引导下误入歧途。此外，平台也会从用户内容池中挖掘和打造新的热点、投喂给用户，而用户却没有拒绝被流量选中的权利。身处流量思维引导内容生产的互联网语境，频繁上新的“热搜”和“网红”不完全是依据用户主观意愿形成的焦点，其中也存在平台和“咪蒙”们投向普通人的流量诱饵。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每个人都需要做好自己的“把关人”，有意识地降低对低劣内容的兴趣。但在理智围观者越来越少的舆论环境中，个体的积极表达往往会陷入沉默的螺旋，负面的偏好占据市场的主动权。被流量选中的人既有一朝成名的机会，也有成为互联网谈资昙花一现、甚至是遭遇网络暴力的风险。如果继续这种趋势，人们会发现，在平台操控的流量游戏中，被流量选中的人其实也是生产流量的机器。缺乏“把关人”的情况可能让用户在“黄色新闻”和无脑热点的投喂下，失去价值判断的能力。当“走红”意味着可能会被网暴、情绪化的短视频成为攫取流量的财富密码时，受众或许应该开始思考，被流量选中的结局是否真的如想象般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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